周恩来在重庆的抗战经历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近武汉，国民党仓皇败退。周恩来、叶剑英等最后撤离了武汉，于12月到达重庆。在重庆，周恩来工作了8年。可以说，重庆是周恩来抗战时期最主要的阵地。

“三岩”：周恩来在重庆的根据地

1939年，周恩来和南方局负责人秦邦宪（后中）、叶剑英（后左）、董必武（前左）、徐特立 （前中）以及中共代表、国民党参政员林伯渠（前右）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刚到重庆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在闹市区的机房街70号。周恩来觉得这里不安全，也不利于保密工作，就决定寻找其他合适的地点。

办事处的同志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找到了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她在城外化龙桥红岩村有一个农场，有200多亩地，种了很多果树，周围人家很少。周恩来决定在这里建造房屋，作为新的办事处。这里就是红岩嘴13号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在饶国模的帮助下，红岩小楼很快建成了。小楼一共3层，一楼是办事处，二楼和三楼是南方局的办公地。这之后，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和南方局取得联系，周恩来平时也住在这里。

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概有100多人。在这里，大家一律平等，吃住都是一样的。为响应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他们自己在空地上种菜、养猪，以改善生活。办事处里还设有救亡室，大家经常一起唱救亡歌曲，逢年过节还排练节目。虽然这里生活艰苦、工作紧张，但是同志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团结融洽、亲密无间。

在重庆，坐落在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也很出名。这是一幢3层的楼房，可以俯瞰嘉陵江。因为地处市区，交通比红岩方便许多，但环境却复杂很多。国民党首脑机关就在离此不远的上清寺地区，在通往周公馆的唯一一条小路旁就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的住所，巷子两侧的各种店铺实际上成了特务的哨所，专门负责监视周公馆的动向。周公馆二楼的一侧还住着一名国民党政府官员和他的家属。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平时办公到很晚或是需要同人谈话时才会住在这里。这里实际上成了南方局设在市区的派出机构，南方局的军事组后来将办公室和宿舍设在了这里。

另外，离红岩不远的虎头岩，是《新华日报》编辑部所在地，报社的营业部设在市区民生路240号。因为这里往来的人很多，不太引人注意。周恩来常常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在营业部二楼的工作人员宿舍里约人会面。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被大家称为“三岩”。从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战斗了近8年的时间，很多个日日夜夜，他都是在“三岩”度过的。“三岩”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活动中心。

领导抗战文化军

周恩来和董必武在红岩村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合影

在重庆，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有关国共合作、促蒋抗日的谈判，领导南方局、国统区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军队工作、统战工作及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重庆的文化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有了一支抗战文化军。

当时，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原政治部第三厅是由重庆文化文艺界的进步人士组成的。1940年9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国民党借口改组政治部撤销了第三厅，委派张治中为政治部部长。周恩来去找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蒋介石害怕因此增强了共产党的实力，失掉人心，于是在几天后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田汉等原第三厅的主要负责人，告诉他们打算成立一个文化委员会，仍然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其他原第三厅的人员一律聘为委员。回来后，阳翰笙等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蒋介石分明要把我们圈起来，怕我们去延安，你看怎么办？”周恩来当然看穿了蒋介石的图谋，但是他觉得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他鼓励大家：“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

1940年11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阳翰笙、谢仁钊，专任委员有茅盾、杜国庠、田汉、洪深、翦伯赞、胡风等10人，兼任委员有老舍、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张志让、邓初民、吕振羽等10人，这个阵容比当年的第三厅更加强大。委员会成立后，虽不能像第三厅那样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但它的成员以其自身的专长著书立说、讲学论争、从事文艺创作，一样在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国统区的民主氛围不浓，文化活动也很受限制，大型的群众性集会基本不被允许，这就需要探寻新的活动途径。194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到郭沫若家里去，提议文艺界开展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这次纪念活动的会场设在中苏文化协会。11月16日，门口高悬着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和“以清妖孽”4个大字。到会的既有重庆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潘公展、张道藩，还有苏联来宾、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代表2000人，冯玉祥在会上致贺词，场面非常盛大。周恩来在会上高度赞扬了郭沫若，说：“郭先生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这一代的。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

话剧是周恩来领导山城文化抗战的又一种形式。《屈原》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剧目，是郭沫若1942年1月在重庆写成的。他借屈原之口说出了抗战时期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愤怒，借屈原的时代象征当时的时代，借以表达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控诉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暴行。

该剧的创作、排练和上演都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关心。在剧本创作之初，他就同专家一起详细讨论；剧本定稿后，他又组织人力支援演出。通过组织动员，剧组汇集了金山、张瑞芳、白杨、孙坚白、施超等当时的一流演员，演员阵容强大。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多次询问进展情况，几次亲自到现场观看排演。他还专门请两个主要演员到红岩村朗诵《雷电颂》这段。周恩来对这一段非常赞赏：“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他要求演员“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屈原》上演后反响非常好，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常有人半夜就到剧场门口排队买票。周恩来几次前去观看，还要人到剧场买些票，让办事处和曾家岩的干部轮流去看。之后，他还亲自主持座谈会，要求《新华日报》配合宣传。

周恩来领导文艺界人士在反共高潮中打开了缺口，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振奋了士气，山城的文化抗战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周恩来在重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广泛结交朋友，从张冲、张治中、冯玉祥到黄炎培、张澜、马寅初、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阳翰笙、胡风、老舍等众多民主人士、知名人士以及青年、儿童，都同他交往甚笃。苏、英、美等国驻重庆使节和记者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都成了周恩来的统战对象。

基督教领袖吴耀宗就是这个时候与周恩来相识的爱国民主人士，虽然他们信仰不同，但是无碍他们的交流，周恩来与吴耀宗最长的一次谈话持续了一天。从此，吴耀宗钦佩周恩来、信赖共产党，以自己的方式参加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人都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费正清多年后曾这样回忆：“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与周恩来接触颇多的谢伟思对他的评价更高：“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周是一个令人惊服的人，很难找到他的缺点。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

许多人正是通过周恩来才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他不仅是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的代表，也是共产党派驻外部世界的代表。他在重庆所做的这些工作不仅起到了孤立蒋介石反动派的作用，也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友谊，更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了解，在国际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他自己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领导《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公开出版的报纸，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党报。自1938年1月11日创刊，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共持续了9年多，总计出版3231期。周恩来为它倾注了大量心血。

1937年，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就想要在国统区创办一份公开出版物，以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向国统区广大人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8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与邵力子商谈这个问题。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积极主张联俄联共，这个问题在他那里得到了解决，允许中共南京办事处筹创《新华日报》。之后，周恩来借拜访之机请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于佑任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经过积极筹划和紧张筹备，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武汉失守后，报社迁到重庆继续出版。周恩来亲自为创刊号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9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有37篇，题词11次，经他亲自修改过的稿件不计其数。虽然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极为繁忙，但他每天仍然抽出一定时间，指导《新华日报》的工作，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文章。经他修改审阅的文章总是能见到圈圈点点，修改过程一丝不苟。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从延安赶回武汉，一边部署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一边和《新华日报》的部分员工一起坚守武汉。10月上旬，周恩来挤出时间，为《新华日报》撰写《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社论，宣传持久战的理论和抗战必胜的道理。10月20日左右，武汉形势急转直下，报刊大多停刊，《新华日报》成了武汉人唯一能看到的一张报纸。武汉沦陷前几天，周恩来每天都抽出时间与留在报社坚守的同志研究报纸的出版。10月24日晚，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社办公地，当时报社绝大多数编辑记者已经撤离，只有3位同志留守：一位执笔写稿，一位排版，一位负责印刷。当天夜里，日军攻到武汉城郊，周恩来在报社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这期战火中的报纸传到了武汉读者的手中。在《新华日报》留守的几位同志全部撤离后，周恩来才最后离开武汉。

《新华日报》宣传团结抗战、宣传真理，揭露黑暗、敢讲真话，因此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遭到国民党千方百计的破坏、压制和封锁。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使得报纸总是能够冲破封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941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纪念日，报社的同志们聚集起来举行纪念会。正当大家聚精会神聆听周恩来的报告时，八路军办事处突然送来一份电报。原来，蒋介石布置重兵对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进行“围剿”，到电报发来时，战斗还在进行中。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这时候，电灯突然熄灭，会场一片漆黑。不一会，电灯重新又亮起来，周恩来高声讲道：“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他鼓励大家对亲日派袭击新四军抗日将士的滔天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一定要斗争到底。同时，他提醒大家，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伤亡惨重，军长叶挺被扣押。

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污蔑新四军为“叛军”，下令撤销其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准备在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大肆宣传。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新华日报》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结果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全文扣押，不准刊登。

周恩来愤然写了两幅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求报社第二天务必刊登。

当天晚上，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守在新华日报社等待将要出版的报纸，并在报社周围布置了许多警察特务。报社的同志早已做好准备，一方面在编辑部、印刷厂设立守卫，不准特务进入。另一方面，几个负责同志将检查人员带到会客室虚与委蛇。早有同志将准备好的报纸送来检查，送来的报纸做了改动，事先由编辑同志找了两段无关紧要的文字替代周恩来的题词，在版面设计上和周恩来的题词大小一样。检查人员没有看出什么端倪。而在印刷厂，印刷的却是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第二天，赶在各大报纸发行前，《新华日报》就开始在大街小巷发售。整个山城因周恩来的题词而震动。

国民党没能将《新华日报》的报道扼杀在摇篮里，又开始在销售渠道上做手脚。自周恩来题词刊登后，发送《新华日报》的报童几乎每天都要遭到国民党警察特务的殴打甚至扣押。周恩来知道后，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营救被扣押人员。2月的一天，周恩来由曾家岩乘车到市区，路上正好遇到国民党特务正在追打叫卖《新华日报》的报童。周恩来见状，立即叫司机停车，他下车来到报童跟前，接过《新华日报》向周围的群众散发。国民党特务虽然不认识周恩来，但见他是从车里走出来的，又沉着镇定，举止不凡，一时也手足无措，不敢造次。围观的群众有人认出了周恩来，流露出钦佩的表情。周恩来还勉励那个小报童：“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周恩来亲自在街头散发报纸，一时在重庆广为传播，也大大鼓舞了报社的工作人员。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华日报》坚持以事实为导向，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争取同盟者。1941年5月，日军约10万人进攻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这一地区集结有国民党军队十五六万人，然而他们却对日军的进攻缺乏作战准备，更在日军进攻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不到20天就损失兵力7万余人，更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的惨败，引起国内舆论的一片谴责之声。蒋介石及国民党宣传部门讳败诿过，国民党报纸、通讯社和日寇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公开在新闻界造谣。国民党的《大公报》更是公开相继发表社论、评论，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不作为。

周恩来与这场反共舆论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向蒋介石的代表刘斐提出严正抗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国民党在公开污蔑造谣。蒋介石为此亲自会见周恩来，但也只是假惺惺地表态：“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

与此同时，周恩来写了一篇《致大公报书》寄给《大公报》总编辑部，列举各种事实对该报的污蔑造谣加以驳斥。在信的最后，周恩来说：“贵报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23日，《大公报》被迫全文转发了周恩来的信。同时又由张季鸾炮制了一篇题为《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用“国家中心论”来抗拒周恩来的批评。张季鸾其人一直在为乞和事来回奔波，连汪伪政权的汉奸周佛海都曾在伪报上质问他：“如果我是汉奸，张季鸾是什么？”

周恩来的《致大公报书》同时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并经新华社做了广播。6月1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及各解放区的报纸都予以发表。6月17日，毛泽东从延安打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你的信和《大公报》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你那封信写得很好。”这封信发表后，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言以对。刊登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1.7万多份，打破了以往的发行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