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一词早在《尚书·毕命》中就出现了，“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就有“掌其政治禁令”的记载。此时一般是将“政”与“治”分开，各有其不同的含义。“政”一般表示：朝代的制度和秩序，如“大乱宋国之政”；统治和施政的手段，如“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符合礼仪的道德和修养，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以及朝廷中君主和大臣们的政务活动，如“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而“治”则一般表示：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治”；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古汉语中“政治”的这些含义与西方完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君主大臣们的统治活动。当英文的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孙中山就认为应使用“政治”来对译，提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孙中山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中山舰事件后，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政治工作严重滑坡，为保持战斗力，便请求苏俄顾问重新派回中共党员。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几支军队对中共主导的政治工作也都非常推崇。

农工党人的政治工作与政治自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演说，希望军校要培养将来的革命军骨干，为建立革命军准备人才，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指出，要实现军校的办学宗旨，必须贯彻“主义建军”的原则，培养军校学生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

邓演达政治自觉的认识与实践

把粤军第一师改造成为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的“铁军”。邓演达任职粤军第一师，转战两广和福建，在与桂系军阀和陈炯明叛军作战中屡立战功，成为训练有素的新一代革命职业军人，他服膺三民主义、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为毕生志愿。为提高粤军的素质，粤军集中精英编训“第一师”，作为全军模范，邓演达主持制订和推行整军计划，以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方针，去除旧军队种种恶习，提高官兵政治素质，贯彻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给官兵灌输三民主义思想，使粤一师成为忠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第一支革命军队。李济深说：“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情，就不可能有团结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为革命事业效命。”

不负孙中山厚望，坚持黄埔军校为“主义建军”。孙中山对邓演达治军才华评价甚高，将他从粤军第一师调至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希望他能为革命军校建设作出贡献。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有希望。”两达者，一为张民达，另一为邓演达。邓演达从投身“黄埔事业”之日起，不负孙中山厚望，为坚持黄埔军校“主义建军”办学方向不懈努力，贡献良多。黄埔军校建校之初，军事教官多毕业于旧式军校或留学日本、德国等国外军校，旧军队的积习和作风，难免给学员以种种不良影响，有碍于贯彻军校革命教育方针。邓演达对旧军队恶习和军阀作风一向十分厌恶，他强调，“黄埔是培植革命军人的学校，不是制造新军阀的地方，这里不容许有军阀作风。”为在军校中树立革命军人的新精神和新风范，邓演达作出了诸多努力。邓演达人格高尚，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生活十分严谨简朴，虽出身行伍，但无旧军人腐败恶习，他毫不妥协地与军校中的腐败分子作斗争。为了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邓演达倾尽心血，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要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怕死，负责任，守纪律，团结友爱”。由于他有丰富的革命理论修养和演说家的口才，讲话极富哲理，富于吸引力和鼓舞性，使学生精神振奋，自觉抵制旧式军队的不良影响。作为出色的军队政治工作者，邓演达重言教，更重身教。在粤军任职时，由于其良好表率作用，他所带领的部队以纪律严明而成为粤军的模范。他在军校被学生尊为革命军人的楷模，以当“邓演达式的学生”为荣。学生中存在不同的政治信仰，邓演达以求同存异的原则给予宽容和尊重，绝不打压和钳制，对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绝无以异己待之，而是一视同仁，“对共产党在学校进行组织活动采取维护态度。”一位信奉国家主义的学生以信仰不同为由，对邓演达当面表示不敬，本应按军纪以严厉处罚。但邓演达问清缘由后，对他因政治不成熟而导致的偏激所为给予宽容。后来，这位学生在回忆自己的这段人生转变时，不无感慨地说：“邓教育长是真理的化身，假如没有他说服教育，我是前进不了的。”

主持创办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科。任教育长期间，邓演达主持创办了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科，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专门的政治工作机构，使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得以正规化。他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化方面的不懈探索，得到了苏联顾问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1925年底，中共首先提出在军校建立专门培养军队政工人员的政治科。军校的苏联顾问和在校任职的一些中共党员共同草拟了政治科教学大纲，并向教育长邓演达提出这一设想。一向重视军队政治教育的邓演达马上给予支持，并亲自出面主持政治科筹备工作。邓演达先是争取校长的同意，同时一次次排除其他方面的干扰，包括总教官何应钦为代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还有第一副校长王柏龄之流腐败分子的捣乱以及教官和学生中的右派势力“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对抗。可以设想，当时没有邓演达在军校中的崇高威望和他坚韧不拔的魄力，政治科就难以顺利开班。郭沫若曾经回忆与邓演达的一段谈话：“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连“革命军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因此需要“和衷共济”。

对北伐战争中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巨大推进作用。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成功，为紧接而来的北伐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在北伐战争中，邓演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并参与中路军的军事指挥。北伐方针确定后，战时政治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1926年6月21日至24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北伐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了各级政治部的编制及政工人员的考评、纪律、任免事项，决定团连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制度，军师政治工作以及团以下的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管理，与军费分开，使政工经费不受部队经理制度的束缚。会议还讨论了北伐军的群众宣传工作，着重研究了宣传队问题，由李富春主持制定宣传队组织条例。会议请周恩来主持制定有关宣传队考选和训练方案，由总政治部拟定北伐宣传标语，在广州大批印刷，分发各军师团连使用。会议后期，邓演达主持总政治部统管战时和战地党务的建设和发展，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为此，总政治部新增了党务和社会科股的编制。革命军总政治部是在参照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全面推广和进一步发扬。北伐期间，他积极推广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扩大健全总政治部组织机构，支持了北伐军的军事行动。总政治部在各个军设立政治部，军之下各师也设立政治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一军和第五军外，全部由共产党员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如李富春、朱克靖、麦朝枢、林伯渠分任第二、三、四、六军政治部主任。伴随北伐的快速推进，归顺国民革命军的部队也越来越多，在中共的帮助下，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战斗力明显提升。

积极开展反对蒋汪集团的斗争。1927年，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召开“分共”会议，镇压共产党，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两次政变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也宣告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邓演达、谭平山、宋庆龄、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8月1日，农工党人参与共产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11月1日，邓演达、陈友仁联名在莫斯科联合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推翻蒋介石集团使国民党重新成为坚持孙中山革命精神和原则、坚决执行孙中山革命政策的革命政党。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积极开展反对蒋汪集团的斗争，明确表示绝不同孙中山的背叛者合作，并号召一切坚持孙中山革命精神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同以蒋汪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莫斯科宣言》影响下，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脱离了共产党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于1928年初开始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进行反蒋活动并邀请邓演达回国。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正式建党的工作。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恢复中苏邦交，联合各弱小民族建立反帝联盟。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发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的第一号《通告》。出版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

这一时期，邓演达及农工党代表人物在革命危急的关键时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持孙中山革命精神、坚决执行孙中山革命政策。

开展反蒋抗日政治工作斗争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干部训练班讲课，由于叛徒告密，被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者缉捕，邓始终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于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壮烈牺牲，时年36岁。

“九一八”事变之后，“临委会”的农工党人自觉投入反蒋抗日的革命斗争。农工党人杨杏佛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尽力营救当时在狱中的邓演达，掀起释放政治犯、反对蹂躏人权和杀戮，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民主运动。开展营救被非法监禁、拘留的许德珩、侯外庐、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人以及3名抗日学生、13名抗日邮政工人、20名天桥抗日会员的营救运动。这些活动也得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积极支持。10月23日，农工党人杨杏佛、马哲民与柳亚子等人联合发表了要求释放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呼吁书。1933年1月30日，到北平慰问抗战伤兵、组建同盟北平分会的杨杏佛走访张学良，谈北平政治犯待遇问题。31日，杨偕胡适、成舍我探访北平陆军监狱、军人反省院，见到在押的中共党员并将他们狱中受虐待的材料带出发表，向社会揭露。4月，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政治犯营救委员会，杨杏佛、宋庆龄、沈钧儒等赴宁继续营救，并探望狱中的罗登贤、余文化、陈赓及牛兰夫妇。山东旅平同乡会冯峻五等给民权保障同盟写信，请求营救“临委会”在济南被拘禁的袁春霆等30余人。1933年2月8日，民权保障同盟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据山东旅平同乡冯峻五等呈称，其戚友袁春霆、徐哲、刘芳兰、辛大立、颜子安、吕洪滨、赵天泽等三十余人，因参加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嫌疑，于去年三、四月间在山东被捕，叠被严刑拷讯，至今尚羁押于军法会审委员会。查所谓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久已消灭，因此案被拘之袁春霆等务望即予释放或交法院公开审判，以重人权而张公道。”民权保障同盟的所为，给困境中的中共极大的帮助，也因此遭到将“剿共”视为第一要务的蒋介石的仇恨。1933年6月18日，农工党人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杨杏佛的被害使民权保障同盟失去了一位组织家、实干家，活动无法进行，民权保障同盟因此解散。

这一时期，以杨杏佛为代表的农工党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继承邓演达的革命精神，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为营救邓演达、共产党人作出巨大的牺牲。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福建事变失败后，农工党人又参与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这两个非政党组织，在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进，是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民主革命的延续。然而农工党人开始意识到独立开展反蒋抗日政治斗争不能够完成旧民主革命的使命。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召开，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了关于《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标志着农工党历史的重大转折，更重要的是完成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进行了组织复员工作。1947年初，蒋介石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被粉碎，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月间为准备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重研讨了党的名称、党的纲领、党的路线和党的方针等问题。2月3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了四干会议，决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通过了党的《章程》，决议以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二干和三干会议通过的纲领为辅助纲领；党的路线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和支持民盟”；党的基本方针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会议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扶植下疯狂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明令解散民盟，加紧迫害民主势力，农工党在国统区的活动转入地下。这一时期，农工党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爱国民主运动及国民党部队的策反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从根本上决定了蒋家王朝败亡的命运。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农工党迅速响应号召。自9月起，农工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等陆续从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开始逐步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到社会主义阶段，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努力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农工党作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开始了新的历程。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确定新的努力方向，11月14日至26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五干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明确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共同纲领》为全党的行动纲领。

这一时期，农工党响应“五一”号召，庄严宣告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1951年，随着全国镇反运动的开展，农工党中央于2月发出指示，各级组织结合整党进行全面的清查工作。通过整党清查运动，广大成员在思想上有了提高，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五干会议以来的党务工作需要总结，新的政治任务和发展组织的规划亟须确定。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3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六干会议。会议通过了《党务报告》《政治报告》、党的《章程》和《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决定合并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六干会议决定“以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作为本党当前的三大中心任务，并为完成三大中心任务而奋斗”。六干会议之后，全党各级组织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广泛经常的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坚持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在大中城市中发展组织。这一时期，农工党领导人带领全体农工党党员积极自觉的参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回顾历史，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革命军队中进行卓越的政治工作，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时期发动革命建立革命政党，农工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共紧密联系深入抗战部队进行政治工作、深入敌后深入农村进行抗战救亡宣传、组织武装浴血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出色的策反工作这一段段史实，充分反映农工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的贡献与牺牲，农工党人为主义而奋斗的忠诚。

（作者：张劲英 作者单位：农工党江门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