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民主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贡献

一、抗战初期农工党提出“倒蒋抗日”的纲领

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长达14年之久，初期从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抗日战争胜利（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通常说抗日战争8年是指从1937年起至1945年9月。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对外消极抗日，对内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围剿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以下简称“临委会”，1935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农工党中央一方面组织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同时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全国抗日局面形成奔走呐喊，农工党员的抗日斗争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全力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我党领袖邓演达在狱中给当时的其他负责人写信叮嘱与各党派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11月12日临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传大纲》，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占领东北领土。中国统治阶级则用于内战而怯于外敌，持所谓无耻的镇静政府和不抵抗主义，坐失领土数千里，陷数千万同胞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而熟视无睹……我们再不能容忍统治阶级的卖国行为和压迫政策，我们要自己起来援救自己和解放自己。在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提出“反对勾结任何帝国主义解决东北问题；推翻南京统治建立平民革命政府才能救国；恢复中俄国交，召集平民普选国民会议，恢复人民言论集社出版行动一切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接着临委会向全党发出《政治通告》和《训令》等一系列宣传，组织群众加强民运工作的重要文告，揭露批判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和对红军的围剿，明确提出“在这种对内对外的斗争漩涡中……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口号是‘要抗日救国’必须先倒蒋，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建立‘平民政权’！这因为‘蒋’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蒋氏的政权一日不倒，中国民族一日不得解放……”11月22日，临委会正式颁布了倒蒋抗日的十条行动纲领，声明要同“全国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推翻南京的反动统治，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按上述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临委会各地党组织领导广大党员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反蒋抗日的活动。北平、广东等省市组织响应中央号召，将党员分三、四人为一组，深夜出动到大街小巷写标语、发传单，进行反蒋抗日的宣传，为了开展斗争的需要临委会重点的恢复一些重要地区的党组织，首先改组了上海干部会由漆琪生同志负责，大力开展文化界的活动，先后创办了《学术月刊》、《国际文化》等刊物，向文化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宣传临委会的抗日反蒋主张，发展党组织。邓演达于11月29日殉难后，经中央领导层商议推举黄琪翔主持党务，他与季方等人力主按邓演达的遗志搞下去。在“九一八”事变后，临委会的及时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开展了抗日的武装斗争。

1.支持凇泸抗战和察哈尔抗战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凇泸抗战。十九路军对日英勇作战，我党领导黄琪翔亲赴前线视察协助指挥作战；策动国民党军队87、88期中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战，自动参战，临委会派出余立奎、何自强等多位农工党员参战，在太仓等地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组织“后援队”支援十九路军堵击敌人，同时又从物质供应方面大力支援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3月2日，在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前夕，临委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强烈谴责南京政府出卖上海抗战的罪行，痛斥南京政府“误国殃民”的政策。南京统治阶级对内屠杀剥削民众，从事不断的野蛮内战，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无心抵抗，反至勾结招引，“中国统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有信任自己，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击碎这双重的镣铐”。明确指出，南京统治阶级是压迫民众的工具，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南京蒋介石政府出卖东北、上海，出卖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利。我们今后要揭着农工平民革命大旗，打倒南京反动政府建立全国农工民主革命政权，才能集中一切民族的民主的势力，担负这个伟大的民族斗争的使命。1933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逼近平津的同时，又进犯察东。冯玉祥汇集吉鸿昌（中共党员）等各方爱国武装部队，于5月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临委会领导黄琪翔支持冯玉祥的抗日计划，派章伯钧等人参加同盟军，动员党员和大批青年参加，同盟军投身抗战，将日军全部赶出察哈尔省，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侵占察哈尔省的野心。

2.参与策动“福建事变”在“一二八”凇泸抗战后，蒋介石密令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临委会领导人目睹在十九路军爱国行动受到压制，奋力与十九路军合作，共谋反蒋抗日。临委会参与策动“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发表了《人民权力宣言》，痛斥了蒋介石卖国政府残杀人民，对日妥协，出卖国家，使民族危亡到最后关头之罪行。福建人民政府遭到了蒋介石派兵镇压，一方面派飞机轰炸福州，另一方面又调遣嫡系军队30个师包围福建，直至福建大军压境，十九路军孤军作战，但气势旺盛、英勇战斗，伤亡惨重。在战斗激烈时候黄琪翔与蔡廷锴同赴前线视察，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历时未足两个月，江董琴等5位临委会成员壮烈牺牲。

3.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1935年11月10日，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二干会议”》在香港九龙大浦召开，有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主持，有郭冠杰、丘哲等20余人参加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会议通过了解委会的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的任务是承认苏维埃是现有区域的政权形式。“要同红军与全国反帝的军队和人民取得一致行动。共同对日作战”。《告同志书》是在中国最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宣言书，宣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实现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宣告以“反蒋联共抗日为党的总方针”，决议同共产党合作，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二干会议标志着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转折，即在抗日名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干会议后解委会派得力干部到各地恢复、发展组织，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受国内外形势的逼迫，蒋介石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现出对日态度的某些改变。为了推动抗日，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对蒋的政策应由“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10月黄琪翔从德国回到香港同章伯钧、彭泽民等我党中央负责人在港召开会议，解委会领导层统一了认识决定调整政策，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密切配合，加紧推动联合抗日的工作。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间，我党中央领导黄琪翔密切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交往。黄琪翔在交往中受到很大鼓励，他完全同意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团结全国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愿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1936年11月，解委会派中委罗任一位代表，到西安同杨虎城会晤共商联合抗日。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逐渐成熟，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团结抗战重要决策”。特别是1937年6月下旬，毛泽东主席邀请彭泽湘到延安后受到热情款待，毛泽东连续五个晚上同彭泽湘叙谈共同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国家的形势，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彭泽湘于7月5日回到北平后对华北局的干部说：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农工党敢于以鲜明立场和坚决的态度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有利于中共打开僵局，扩大影响，起到了巨大的舆论推动作用。

缅怀先烈，继承和发扬农工党前辈在抗战时期同中共密切合作、支持中共抗日救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中共并肩战斗、为击败侵华日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传统，铭记农工党在抗战胜利中做出的不可或缺重要贡献的历史，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责任。